在城市里，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难得见到瓦，与瓦真是久违了。

　　郑州之东有个郑东新区，郑东新区有个瓦库，是一个喝茶的地方。在瓦库喝茶，会看到品类不一的许多许多瓦，有序的壮观的靠墙叠放排列着，触目皆是。我对灰瓦情有独钟，总忍不住要凝视要抚摸。我知道，我是在回望和抚摸我那已经逝去的遥远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灰瓦让我想起我的老家，我的老屋，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我的妹妹，伴我童年少年时光的亲人们。

　　我的老家在淮河中游南岸的一座小城，曾经叫做仁寿里，后又改称为西民乐里的那条小巷，三间坐北朝南青砖灰瓦的房子，一座铺满阳光的向阳小院。八十年前，我就出生在这里。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外婆我的姐姐我的哥哥，再呢，就是瓦了，在襁褓中在摇篮里，我睁开眼就会看到那片片灰瓦，我每天都会看到，常常，因为摇篮的摇动，我会看到那片片灰瓦也在摇来晃去，懵懂的我，不知那为何物，只是好奇地看着它。懂事之后，才知道那是为我遮风挡雨祛寒避暑的瓦。瓦是我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第一事物，是我认识这个物质世界的起始。

　　三间瓦屋一座小院，是我父亲靠诚实劳动换得来的。在上世纪初，我父亲十六岁时为谋求生计，从他的老家长江边的安庆到淮河畔的蚌埠一家叫做耀淮电灯公司的电厂学徒，由学徒成电工，后来也带徒弟，成了师父，我的舅舅就是我父亲带出的徒弟。我父亲读过私塾，能读书看报写信，之后就做了这个电厂检查电表的职员。我感觉，由于父亲在那个电厂的资历，又带有不少徒弟，人正直，在电厂的职工中有人缘，也受到尊敬。

　　我母亲与我父亲是同乡，她八岁时即做童养媳，十六岁时与大她八岁的我父亲结婚，十七岁时就生了我大哥。大哥比我年长十岁。母亲裹足小脚，未上过学读过书，是个文盲。但她待人接物绝对有文化，这些源自于她有一颗善良的心。看我母亲那双慈祥的眼睛，就可看到她那也是慈祥善良的心。母亲就是靠她的善良赢得邻里的称赞和尊敬。

　　我父亲母亲都忠厚待人。我十多岁时，家里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女儿，大的与我年岁相仿，小的不到十岁。听说是我父亲朋友的妻子，她的丈夫遭人仇杀，她领着女儿们从皖北某县投奔到我家避难。我父母热忱地接待了她们，从酷暑到秋凉，达数月之久，在精神上慰藉她们，在物质上也尽力提供帮助。

　　我母亲一生生育了六个儿女，大哥长我十岁，大姐长我八岁，二姐长我五岁，二哥年幼时即因病夭折，我记不起他的面容，妹妹小我两岁。

　　这个家的支撑，靠父亲的工资，靠母亲的勤俭，她哺育儿女做饭洗衣做衣做鞋。虽拮据，可温饱。兄弟姐妹中，只我读完高中，在我们家里我是学历最高的。父母无力让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大哥读完职业学校就早早到父亲所在的电厂做练习生，赚得菲薄薪水协助父亲养活这个家。大姐读完初中就在家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十八岁就出门嫁人。我十八岁前没有买过鞋，穿的全是母亲做的布鞋，母亲千针万线做的布鞋，我就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穿过我的小巷，走向那个小城的大街，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走完了我的十八岁。

　　我大哥英俊、聪颖，写得一手好俊秀的钢笔字，他将手锯拉出琴音，那叫做锯琴吧，那琴音如泣如诉如梦如幻，叫我为之震颤生出许多遐想。我幼时是我大哥的崇拜者。

　　我大姐二姐都是抱着我哄着我的好姐姐。长大成人后，一次，大姐向我说，小时候她让我骑在她脖子上玩耍，尿了她一脖子。

　　妹妹是个漂亮聪明的女孩，学习成绩运动成绩都好。放学回来，总是钻在屋里读书做功课，不帮助妈妈姐姐们做家务，为此，我不时做哥哥状说她几句。

　　我是个顽皮麻烦的孩子。电厂大门口那一片都是电厂的职工，电厂门外有一块相当大的场地，便是电厂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戏耍打闹，每晚都热闹得很。男孩子们野，不时发生打架斗殴，我也参与其中，就有人到家里来告状，母亲就拿着鸡毛掸子要去打我，我跑得快，不时回头看我身后拧着小脚撵我的母亲。此事发生多次，至今印象清晰。但在我的记忆中，疼我爱我的母亲，从未打过我，从未。我在上高中时，十六岁那年吧，一次打篮球时，摔断了左胳膊的小臂，母亲带我去求医诊治，上了夹板，月余才得以痊愈。六十多年过去，母亲当时那揪心的表情依然留在我的脑际。

　　平时，当然是粗茶淡饭。亲戚来时，父亲和大哥的朋友来时，母亲会做几样荤菜热忱招待，红烧肉，烧牛肉，母亲做的菜是天下最好吃的菜，那是我们的节日。当然没有余钱去买什么点心之类，母亲会做炒米茶，将洗净的大米浇上少许香油，在烧柴禾的灶锅里耐心焙炒，存放在瓷罐里，吃时舀出少许，或放盐，或放糖，开水一冲，香气四溢，那是我们孩子们最爱吃的可以不时享用的零食。

　　我要感谢我的表舅。日本侵略军入侵蚌埠时，我们举家和许多人们一起涌向天主教堂去避难，后来回到家中，就看到电厂门口站着荷枪的日本兵。那年，我六七岁的样子，一次，我要到电厂里去找我的父亲和大哥，那日本兵不让我进，我与他发生了冲突，那日本兵要打我，我撒腿就跑，跑到近处的表舅家，那日本兵追了来，拉动枪栓，将枪口对着我，我躲在表舅的身后，表舅向那日本兵跪地求饶，那日本兵才叽哩咕噜骂骂咧咧地走了。此事留下的给父母的惊吓，更胜于我这个懵懂的小孩。他们把我关在家里，多日不让我迈出院门。我虽然懵懂，那仇恨的种子也已在我的心里发芽。

　　我十八岁出门远行，走出了我的瓦屋小院，走出了我的“姐妹兄弟皆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的童年少年时光。

　　儿女们长大成人，当然都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可是，在社会在时代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导演的导演之下，人们常身不由己。先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二姐遭遇骗婚，独自领着一个女婴又回到了老屋，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后是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妹夫因被划为右派，自杀，妹妹独自领着三个孩子，也回到了老屋，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女儿们回到父母的身边，但这绝对不是欢乐的相聚。我呢，也被划为右派，在远离老屋的河南大别山区劳动改造。大姐远在上海，她有五个孩子的生活要打理。大哥在列车发电部门工作，他带着大嫂和四个孩子在四处漂泊。儿女们的遭遇，当然会在父母们的心里刻下伤痕脸上添上皱纹。我的老屋的屋顶下，那必定是一段灰色的日子，就像老屋那经年累月已经破旧了的灰瓦的颜色，让人难以承受的灰色。

　　1962年春节，我从大别山区我的改造地请假去滁州我妹妹处探望父母，那时，父母住在妹妹处。父母都苍老了许多。五十多岁的母亲一脸的忧郁和疲惫，那双慈祥的眼睛也已没了光彩。我睡在母亲的脚头，将母亲的小脚涌入我的怀中，我给母亲暖着脚。

　　也是1962年，这年的春天，我的命运有了转机，又重新回到城市，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二姐、妹妹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可是，1963年的春天，母亲病危，我们兄弟姐妹都赶回家赶回到我们的老屋，在母亲的病床边无望地守候。母亲为儿女们操了一辈子的心，她那颗柔软的心已经操碎，她告别了她不舍的儿女，告别了这个世界，年仅五十九岁。

　　母亲去世后，我将父亲接到郑州来住。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我被抄家，父亲也受到羞辱和惊吓。我将父亲送到滁州妹妹处，后又到保定大哥那里去住，大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父亲比较达观，1975年去世，享年八十岁。

　　2004年清明时节，大哥建议齐聚滁州为父母扫墓。经大哥与二姐、妹妹们的操办，早些年，父母已合葬在滁州的山公墓。大姐已过世。那年清明，大哥从保定，二姐从蚌埠，我从郑州，都到了滁州妹妹处，点香烧纸，祭奠父母的在天之灵。父母在晚年，居无定所，终可以在山这块土地安稳地安静地共眠了。

　　祭奠父母的翌年，2005年，大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他是完成了对父母的最后感恩，走的。

　　瓦库的老板要我在一片黄瓦上留下句话，我就写下：有瓦的日子，是有温度有湿度的难忘岁月。

　　还应该说句话，我要感谢瓦库的瓦，让我这个耄耋老人重温了：感恩。